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尤其是高学历人才一直是各城市和地区争夺的焦点。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能够为地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促进区域创新和经济增长。为此，自2017年开始，各城市展开激烈的“人才争夺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是以城市为核心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2017年我国36个主要城市(即31个省会以上城市和5个计划单列市)的常住人口的占比仅为19.1%，但是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GRP)的占比却高达40.2%，而其他城市及农村以80.9%的人口创造了59.8%的GRP，36个主要城市的生产效率是其他城市和农村的2.85倍。因此，以北上广深以龙头的大城市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极具吸引力。

在各种就业流动中，城际流动是高校毕业生十分关切的流动。那么，高校毕业生在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现状究竟如何?毕业生就业中城际流动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流动收益有多大?笔者基于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抽样调查”数据(涉及33所高校18076名毕业生)，借鉴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发布的《2016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对城市类型的划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高校毕业生个体提供升学和就业决策的参考，为政府进一步开放劳动力市场、鼓励和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实证依据。

高校毕业生流不流、谁在流、怎么流

借鉴菲戈安对流动的分类方法，按照家庭所在地、学校所在地和就业所在地的组合情况将高校毕业生的流动分为以下五种类型：一是继续流动，指学生为就读大学从生源地流动到高校所在地，毕业后又从高校所在地流动到生源地和院校地以外的地方就业;二是返回流动，指学生为就读大学而发生了由生源地到高校所在地的流动，毕业后又从高校所在地返回生源地就业;三是前期流动，指学生从生源地流动到高校所在地就学，毕业后就留在高校所在地就业;四是后期流动，指学生留在生源地就读大学，而毕业后流动到其他地方就业;五是不流动，指学生在生源地就学，毕业后仍留在生源地就业，没有发生过任何流动。

总体而言，在根据笔者的调查，有87%的高校毕业生在求学或就业的过程中发生了城际流动，而同年毕业生跨省流动的比例仅为42%，可见有45%的高校毕业生在求学或就业过程中发生过省内流动。在发生了城际流动的学生中，继续流动的高校毕业生占比为32.7%，返回流动占比为21.9%，前期流动占比为28.9%，后期流动占比为3.5%。

从高校毕业生家庭所在城市的类型来看，毕业生流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毕业生返回流动和不流动的比例越大，继续流动和前期流动的比例越小。

具体来说，一线城市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72.2%，其中，44.9%的毕业生在求学或就业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城市之间的流动，27.3%的毕业生在异地求学之后选择了返回家庭所在城市就业;二线城市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比例达到47.1%，继续流动和前期流动的比例分别达到22.3%和27.1%;而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的毕业生本地就业的比例不到30%，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了继续流动或在学校所在城市就业。

笔者进一步分析在求学或就业过程中发生过城际流动的毕业生就业去向，发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是流动毕业生就业的主要去向，在这两类城市就业的毕业生比例为近70%。可见，与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一线和二线城市对高校毕业生的拉力作用更强。尽管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总体趋势是向上流动，但仍有相当比例的毕业生选择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三线城市及其他城市就业，可见积极有效的就业激励政策对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发挥着积极作用。

什么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城际流动

在人口统计特征方面，高校毕业生在城市间的流动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更倾向于不流动，而男性进行继续流动和后期流动的可能性显著更高。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和户口对高校毕业生城际流动模式的选择没有呈现显著影响。

从家庭背景因素来看，与农村家庭相比，县镇家庭的毕业生更有可能进行继续流动、返回流动和前期流动，而城市家庭则更有可能选择不流动而非继续流动和前期流动。与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毕业生相比，家庭年收入在5001-10000元之间的毕业生更倾向于继续流动和后期流动;家庭年收入在10001-20000元之间的毕业生更有可能发生返回流动;家庭年收入在20001元及以上的毕业生进行继续流动和返回流动的可能性更大，家庭年收入在20001-50000元之间的毕业生也更倾向于进行前期流动。

从人力资本因素来看，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相比，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毕业生在城市间进行继续流动、返回流动和前期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与本科生相比，专科生进行继续流动、返回流动和后期流动的概率显著更低，研究生进行前期流动的概率显著更高、后期流动的概率显著更低。院校类型是影响高校毕业生进行城际流动的重要因素，毕业于院校“层次”越高的毕业生，进行流动的可能性更高，与原985高校毕业生相比，原211高校、一般本科和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进行继续流动和返回流动的可能性均显著更低。

从地区经济方面的因素来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于高校毕业生城际流动模式的选择，尤其是继续流动、前期流动和后期流动具有显著影响。就业所在城市对高校毕业生具有显著的拉力作用，就业所在城市的人均GRP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RP的比重越高，毕业生进行异地就业的可能性越大，而进行返回流动的可能性越小;从家庭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来看，家庭所在地的人均GRP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RP的比重越低，毕业生越倾向于异地就业，这反映了家庭所在城市对高校毕业生显著的推力作用。

高校毕业生城际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如何

笔者对不同流动模式毕业生的收益和成本进行分析后发现，不同流动模式毕业生的收益和成本存在显著差异。从月起薪来看，继续流动者最高，为5271元，前期流动次之，返回流动和不流动者的月起薪较低。从求职成本来看，返回流动的毕业生求职成本最高，后期流动者次之，前期流动者最低。

从毕业生家庭所在城市来看，对于一线城市家庭毕业生而言，前期流动毕业生的月起薪最高且成本最低;对于二线城市家庭毕业生而言，继续流动和前期流动的月起薪较高，后期流动和不流动的求职成本最低;对于三线城市毕业生而言，前期流动和继续流动的月起薪较高，前期流动和不流动的成本较低;对于其他城市毕业生而言，同样是继续流动和前期流动的月起薪较高，前期流动的成本最低。由此可见，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选择前期流动和继续流动是获得较高起薪的主要流动模式。

分析结果表明，“就业流动”能显著地提高收入，而单纯的“就学流动”没有显著地提高收入。与不流动的高校毕业生相比，继续流动、返回流动和后期流动的收益均显著更高。其中，后期流动的收益率最高，为14.5%;其次是继续流动的收益率，为10.7%;后期流动的收益率较低，为4.91%。

市场主导、政府微调，鼓励高校毕业生自由流动

笔者认为，实证研究结果对推拉理论的支持表明，市场在高校毕业生的城际流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对高校毕业生的拉力作用越强。因此，应充分发挥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健全市场机制、畅通流动渠道、规范流动秩序、完善服务体系，以促进高校毕业生在城市间的合理有序流动。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规律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城市化率越高。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的数据显示，2017年世界平均城市化率为54.8%，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分别为81.5%、51.8%和32.4%。另外，经济发展越发达的国家，从小城市向到大城市集聚的现象越突出。旧金山、洛杉矶、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些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高，高层次人才聚集。美国各州各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分布非常不均匀，但并没有造成地区/城市发展的巨大差异，人均GDP反而趋同，居民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都不算高。虽然美国的经验未必适合我国的国情，高校毕业生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自由流动会拉大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差距。因此，让市场配置高校毕业生资源应该是更有效率的。

同时，笔者认为，由于市场失灵状况的存在，对于特殊行业、特殊单位、特殊岗位、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需要等，应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出台人才引进政策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的三线城市和其他城市，除了积极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外，也可以通过削弱流动壁垒、发布激励政策等方式，积极吸引高校毕业生到当地就业。有为的政府应该为有效的市场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重点发展市场失灵的行业和部门，力争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进行最佳组合，实现经济和就业的更好发展。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人力资本积累是促进流动的重要因素。笔者建议：高校毕业生应努力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培养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各项能力，增强流动意愿和流动能力，最大限度地促进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实现。特别是对于那些有创新意愿和创业需求的毕业生，越是大城市越是创新人才集中的地方，技术和资金越丰富，创业的环境越好，成功的概率越大。因此，高校毕业生在选择就业城市的时候，应该考虑是否能将个人的兴趣、专业与工作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出个人的所学所长，使个人效用达到最大化，同时也能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